客行新安道，喧呼聞點兵�！边@兩句是全篇的總起�！翱汀�，杜甫自指。以下一切描寫，都是從詩人“喧呼聞點兵”五字中生出。
　　借問新安吏：“縣小更無��？”這是杜甫的問話。624年（唐高祖武德七年）定制：男女十六歲為中男，二十一歲為丁。至744年（唐玄宗天寶三年），又改以十八歲為中男，二十二歲為丁。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，中男不該服役。杜甫的問話是很尖銳的，眼前明明有許多人被當作壯丁抓走，卻撇在一邊，跳過一層問：“新安縣小，再也沒有丁男了吧？”大概他以為這樣一問，就可以把新安吏問住了�！案�帖昨夜下，次選中男行。”官吏很狡黠，也跳過一層回答說，州府昨夜下的軍帖，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。官吏敏感得很，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難他，所以立即拿出府帖來壓人。講王法已經不能發(fā)生作用了，于是杜甫進一步就實際問題和情理發(fā)問：“中男又矮又小，怎么能守衛(wèi)東都洛陽呢？”王城，指洛陽，周代曾把洛邑稱作王城。這在杜甫是又逼緊了一步，但接下去卻沒有答話。也許官吏被問得張口結舌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。這就把官吏對杜甫的厭煩，杜甫對人民的同情，以及詩人那種迂執(zhí)的性格都表現出來了。
　　“肥男有母送，瘦男獨伶俜。白水暮東流，青山猶哭聲。”跟官吏已經無話可說了，于是杜甫把目光轉向被押送的人群。他懷著沉痛的心情，把這些中男仔細地打量再打量。他發(fā)現那些似乎長得壯實一點的男孩子是因為有母親照料，而且有母親在送行。中男年幼，當然不可能有妻子。之所以父親不來，是因為前面說過“縣小更無丁”，有父親在就不用抓孩子了。所以“有母”的言外之意，正是表現了另一番慘景�！笆菽小钡摹笆荨币呀腥四坎蝗潭�，加上“獨伶俜”三字，更顯得他們無親無靠。懷著無限的痛苦，但卻茫然而無法傾訴，這就是“獨伶俜”三字展現給讀者的情形。杜甫對著這一群哀號的人流淚站了很久，只覺天已黃昏了，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，青山好像帶著哭聲。這里用一個“猶”字便見恍惚。人走以后，哭聲仍然在耳，仿佛連青山白水也嗚咽不止。似幻覺又似真實，使讀者驚心動魄。以上四句是詩人的主觀感受。它在前面與官吏的對話和后面對征人的勸慰語之間，在行文與感情的發(fā)展上起著過渡作用。
　　“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淚縱橫。眼枯即見骨，天地終無情！”這是杜甫勸慰征人的開頭幾句話。本來中男已經走了，他的話不能講給他們聽。這里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講的話補敘在這里，又像是中男走過以后，杜甫覺得太慘了，一個人對著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語。那種發(fā)癡發(fā)呆的神情，更顯出他茫然的心理。抒發(fā)悲憤一般總是要把感情往外放，可是此處卻似乎在進行收束�！笆寡劭荨�、“淚縱橫”本來可以再作淋漓盡致的刻畫，但杜甫卻加上了“莫”和“收”�！安灰�哭得使眼睛發(fā)枯，收起奔涌的熱淚吧�！比缓笤儆谩疤斓亟K無情”來加以堵塞�！澳�”、“收”在前，“終無情”在后一筆煞住，好像要人把眼淚全部吞進肚里。這就收到了“抽刀斷水水更流”的藝術效果。這種悲憤也就顯得更深、更難控制，“天地”也就顯得更加“無情”。
　　杜甫寫到“天地終無情”，已經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，然而這一場戰(zhàn)爭的性質不同于寫《兵車行》的時候。當此國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時，詩人從維護祖國的統一角度考慮，在控訴“天地終無情”之后，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。相州之敗，本來罪在朝廷和唐肅宗，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，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，目的是要給朝廷留點面子。本來是敗兵，卻說是“歸軍”，也是為了不致過分叫人喪氣�！皼r乃王師順，撫養(yǎng)甚分明�！碧栖娪懛グ彩放衍�，可以說名正言順，但實際上又談不上愛護士卒、撫養(yǎng)分明。另外，所謂戰(zhàn)壕挖得淺，牧馬勞役很輕，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，也都是些安慰之詞。杜甫講這些話，都是對強征入伍的中男進行安慰。詩在揭露的同時，又對朝廷有所回護，杜甫這樣說，用心良苦。實際上，人民蒙受的慘痛，國家面臨的災難，都深深地刺激著他沉重而痛苦的心靈。[5]
　　一方面，當時安史叛軍燒殺擄掠，對中原地區(qū)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壞是空前的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唐朝統治者在平時剝削、壓迫人民，在國難當頭的時候，卻又昏庸無能，把戰(zhàn)爭造成的災難全部推向人民，要捐要人，根本不顧人民死活。這兩種矛盾，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著，然而前者畢竟居于主要地位�？梢哉f，在平叛這一點上，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。因此，杜甫的“三吏”、“三別”既揭露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，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(zhàn)爭，甚至對應征者加以勸慰和鼓勵，讀者也就不難理解了。因為當時的人民雖然怨恨唐王朝，但終究咬緊牙關，含著眼淚，走上前線支持了平叛戰(zhàn)爭�！鞍姿�暮東流，青山猶哭聲”表達了作者對應征的“中男”的無限同情之心。
創(chuàng)作背景
　　758年（唐肅宗乾元元年）冬，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，旋即，和李光弼、王思禮等九節(jié)度使乘勝率軍進擊，以二十萬兵力在鄴城（即相州，治所在今河南安陽）包圍了安慶緒叛軍，局勢十分可喜。然而昏庸的唐肅宗對郭子儀、李光弼等領兵并不信任，諸軍不設統帥，只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，使諸軍不相統屬，又兼糧食不足，士氣低落，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，史思明援軍至，唐軍遂在鄴城大敗。郭子儀退保東都洛陽，其余各節(jié)度使逃歸各自鎮(zhèn)守。
　　這首詩的時代背景是乾元元年(公元七五八年)冬，安慶緒退保相州(今河南安陽)，肅宗命郭子儀、李光弼等九個節(jié)度使，率步騎二十萬人圍攻相州。自冬至春，未能破城。乾元二年三月，史思明從魏州(今河北大名)引兵來支援安慶緒，與官軍戰(zhàn)于安陽河北。九節(jié)度的軍隊大敗南奔，安慶緒、史思明幾乎重又占領洛陽。幸而郭子儀率領他的朔方軍拆斷河陽橋，才阻止了安史軍隊南下。這一戰(zhàn)之后，官軍散亡，兵員亟待補充。于是朝廷下令征兵。杜甫從洛陽回華州，路過新安，看到征兵的情況，寫了這首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