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贈黎安二生序》

　　趙郡蘇軾，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，稱蜀之士，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攜其文數(shù)十萬言，安生攜其文亦數(shù)千言，辱以顧余。讀其文，誠閎壯雋偉，善反復(fù)馳騁，窮盡事理；而其材力之放縱，若不可極者也。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。

　　頃之，黎生補(bǔ)江陵府司法參軍。將行，請予言以為贈。余曰：「余之知生，既得之于心矣，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？」黎生曰：「生與安生之學(xué)于斯文，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。今求子之言，蓋將解惑于里人�！褂嗦勚�，自顧而笑。

　　夫世之迂闊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，而不知合乎世；知志乎道，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闊，孰有甚于予乎？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歸，且重得罪，庸詎止于笑乎？

　　然則若余之于生，將何言哉？謂余之迂為善，則其患若此；謂為不善，則有以合乎世，必違乎古，有以同乎俗，必離乎道矣。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則于是焉，必能擇而取之。

　　遂書以贈二生，并示蘇君，以為何如也？

《寄歐陽舍人書》

　　鞏頓首再拜，舍人先生：

　　去秋人還，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。反復(fù)觀誦，感與慚并。夫銘志之著于世，義近于史，而亦有與史異者。蓋史之于善惡，無所不書,而銘者，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，懼后世之不知，則必銘而見之�；蚣{于廟，或存于墓，一也。茍其人之惡，則于銘乎何有？此其所以與史異也。其辭之作，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，生者得致其嚴(yán)。而善人喜于見傳，則勇于自立；惡人無有所紀(jì)，則以愧而懼。至于通材達(dá)識，義烈節(jié)士，嘉言善狀，皆見于篇，則足為后法。警勸之道，非近乎史，其將安近？

　　及世之衰，為人之子孫者，一欲褒揚(yáng)其親而不本乎理。故雖惡人，皆務(wù)勒銘，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，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，書其惡焉，則人情之所不得，于是乎銘始不實(shí)。后之作銘者，常觀其人。茍托之非人，則書之非公與是，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。故千百年來，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，莫不有銘，而傳者蓋少。其故非他，托之非人，書之非公與是故也。

　　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無以為也。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，則不受而銘之，于眾人則能辨焉。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跡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(shí)指，有實(shí)大于名，有名侈于實(shí)。猶之用人，非畜道德者，惡能辨之不惑，議之不徇？不惑不徇，則公且是矣。而其辭之不工，則世猶不傳，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。故曰，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，豈非然哉！

　　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，雖或并世而有，亦或數(shù)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傳之難如此，其遇之難又如此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，固所謂數(shù)百年而有者也。先祖之言行卓卓，幸遇而得銘，其公與是，其傳世行后無疑也。而世之學(xué)者，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，至其所可感，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，況其子孫也哉？況鞏也哉？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，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。其感與報，宜若何而圖之？

　　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，而先生進(jìn)之，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，而先生顯之，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，其誰不愿進(jìn)于門？潛遁幽抑之士，其誰不有望于世？善誰不為，而惡誰不愧以懼？為人之父祖者，孰不欲教其子孫？為人之子孫者，孰不欲寵榮其父祖？此數(shù)美者，一歸于先生。既拜賜之辱，且敢進(jìn)其所以然。所諭世族之次，敢不承教而加詳焉？愧甚，不宣。鞏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