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牟、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。
　　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任太平州（今安徽當涂縣）司法參軍，以明習律令，量刑適當而聞名。五年，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，理校出《戰(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唐令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鮑溶詩集》和《列女傳》等大量古籍，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，并撰寫了大量序文。 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任《宋英宗實錄》檢討，不久被外放越州（今浙江紹興）通判。熙寧五年后，歷任齊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等知州。為政廉潔奉公，勤于政事，關(guān)心民生疾苦。他根據(jù)王安石的新法宗旨，結(jié)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。致力于平反冤獄、維護治安、打擊豪強、救災防疫、疏河架橋、設(shè)置驛館、修繕城池、興辦學校、削減公文、整頓吏治、廢除苛捐雜稅，深受群眾擁戴。
　　元豐三年（1080），改任滄州（今河北）知州，途經(jīng)京城開封時，宋神宗召見。宋神宗對其“節(jié)約為理財之要”的建議大為贊賞，留任為三班院勾判。元豐四年，朝廷認為“曾鞏史學見稱士類，宜典五朝史事”，任為史官修撰，管勾編修院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。元豐五年，拜中書舍人。同年九月，遭母喪，去官。次年，病逝于江寧府（今南京）。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。南宋理宗時追謚為“文定”，人稱“南豐先生”。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
政事
　　自稱"家世為儒“，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，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，父為太常博士�！端问贰贩Q曾鞏年幼"警敏“，"讀書數(shù)百言，脫口成誦“②。"十二歲能文，語已驚人“③。但據(jù)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，"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“，到十六七歲時，"窺六經(jīng)之言，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“，始知愛好，并努力學習④。到二十歲后，"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“⑤大約就在這時，他曾給歐陽修寫信，并"獻雜文時務策兩編“。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，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(jié)："鞏自成童，聞執(zhí)事之名，及長，得執(zhí)事之文章，口誦而心記之，觀其根極理要，撥正邪僻，掎挈當世，張皇大中，其深淳溫厚，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，真六經(jīng)之羽翼，道義之師祖也�！�…又聞執(zhí)事之行事，不顧流俗之態(tài)，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。……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，既有德而且有言也。韓退之沒，觀圣人之道者，固在執(zhí)事之門矣。"曾鞏當時少不更事，而能有這樣的看法，很不簡單，所言者雖有所未盡，但大體符合實際。又說："鞏性樸陋，無所能似，家世為儒，故不業(yè)他。自幼迨長，努力文字間，其心之所得，庶不凡近。……唯其寡與俗人合也，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，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。抱道而無所與論，心常憤憤悱悱，恨不得發(fā)也。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(zhí)事，茍得望執(zhí)事之門而入，則圣人之堂奧室家，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。"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。與俗不合，抱道自守，心志如此，確不凡近。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。因此，曾鞏上書之后，曾經(jīng)得到歐陽修接見。據(jù)曾鞏《上歐陽學士第二書》講，歐陽修見到他之后，曾對他說："過吾門者百千人，獨于得生為喜。"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，歐陽修還寫了《送曾鞏秀才序》，其文云："廣文曾生來自南豐，入太學，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，有司斂群才、操尺度，概以一法，考其不中者而棄之�！�…然曾生不非同進，不罪有司，告予以歸，思廣其學而堅其守，予初駭其文，又壯其志，……曾生橐其文數(shù)十萬言來京師，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，然曾生亦不以干也。予豈敢求生，而生辱以顧予，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，而有司又失之，而獨余得也。于其行也，遂見于文，使知生者，可以吊有司，而賀余之獨得也。"此序作于慶歷二年（1042），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，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。
　　在這期間，曾鞏也結(jié)識了王安石，還曾向歐陽修推薦。他在《再與歐陽舍人書》中說："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，其略曰：鞏之友有王安石者，文甚古，行稱其文。雖已得科名，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誠自重，不愿知于人，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時所急，雖無常人千萬，不害也。顧如安石，此不可失也。"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，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(jīng)非常器重。在這封信里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，還曾提到王回、王向，一并向歐陽修推薦。
　　后來，在《與王介甫第一書》里曾鞏又說："鞏至金陵，自宣化渡江來滁上，見歐陽先生，住且二十日，……歐公悉見足下之文，愛嘆誦寫，不勝其勤。間以王回、王向文示之，亦以書來言：此人文字可驚，世所無有�！�…歐公甚欲一見足下。能作一來計否？"由此看來，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。
考中進士
　　曾鞏是在嘉祐二年（1058）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。在這之前，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，結(jié)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，而且已經(jīng)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、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，投獻文章，議論時政，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(tài)度。不過，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，不同于尋常的"干謁“，不是請求薦引。例如，他在《上杜相公書》中說："今也過閣下之門，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，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，故敢道其所以然，而并書雜文一編，以為進拜之資。蒙賜之一覽焉，則其愿得矣。"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（1045）杜衍、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。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，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(tài)度，政治上同杜衍、范仲淹一致，絕不趨炎附勢。
編校書籍
　　曾鞏既中進士，便被調(diào)任為太平州（今安徽當涂）司法參軍，又召編校史館書籍，遷館閣�？�，集賢校理，為實錄檢討官。 在這期間，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。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(shù)源流多所論述，寫過一些敘錄，如《新序目錄序》、《列女傳目錄序》、《戰(zhàn)國策目錄序》等，還有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南齊書》等，也都寫有“敘錄”。
　　曾鞏雖推崇歐陽修，但他的學術(shù)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。例如，他在《筠州學記》中說："周衰，先王之跡熄。至漢，六藝出于秦火之余，士學于百家之后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，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。刑名兵家之術(shù)，則狃于暴詐，惟知經(jīng)者為善矣，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，以其私見妄（一本下有"臆"字），穿鑿為說，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。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。"他對揚雄如此稱贊，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，與歐陽修則頗相反。
　　此外，曾鞏還有《答王深甫論揚雄書》，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《劇秦美新》，都有所辯解，并引王安石的看法，以為"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“，而且認為"世傳其投閣者妄"云云。曾鞏對揚雄的看法，涉及政治和學術(shù)兩個方面。揚雄的政治態(tài)度和學術(shù)成就，對曾鞏都有影響。
任職情況
　　曾鞏離開館閣，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。最初是越州通判（今浙江紹興一帶），其后又知齊州（今山東濟南一帶），徙襄州、洪州，知福州。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，主要在"荒政"和"平盜"兩個方面，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。曾鞏移徙洪州時，曾有《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(jié)推》詩，詩云："憶昔江西別子時，我初折腰五斗粟。南北相望十八年，俯仰飛光如轉(zhuǎn)燭。"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(zhuǎn)徙的感嘆。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(yǎng)親而不愿遠仕。
　　在赴福州之前，曾鞏有《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》。到福州后又有《福州上執(zhí)政書》，書中說："轉(zhuǎn)走五郡，蓋十年矣，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。此鞏之所以自處，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。今輒以其區(qū)區(qū)之腹心，敢布于下執(zhí)事者，誠以鞏年六十，母年八十有八，老母寓食京師，而鞏守閩越，仲弟守南越，二越者，天下之遠處也，于著令：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，同居之親當遠仕者，皆得不行。……"據(jù)此，他請求"或暫還之闕下，或處以閑曹，或引之近畿，屬以一郡，使得諧其就養(yǎng)之心，慰其高年之母�！按藭�之外，曾鞏還有《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》，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(yǎng)親的。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，朝廷曾一度下令，"召判太常寺“；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，又有詔改知明州。為此，曾鞏又有《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》，希望朝廷允許他"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“。但未能如愿，所以后來移知亳州，又繼續(xù)申請。他在《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》中說："臣昨任福州，已系遠地，迎侍不得，即今老母多病，見在京師，人子之誼，晨昏之戀，固難茍止。二者于臣之分，實為迫切�！�…只乞?qū)σ脐惒桃豢�，許臣暫至京師，迎侍老母赴任�！�…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，如臣所請。況亳州去京不遠，欲乞許臣暫至京師，迎侍老母赴任�！霸�豐三年（1080），曾鞏又徙知滄州，有《滄州乞朝見狀》，說："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，伏遇陛下神圣文武，當天受命，……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，竊不自揆，愿奉德音，犬馬之情，固非一日之積。今將至京師，他望圣慈，許臣朝見。"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。召見之后，他曾請求登對，有《乞登對狀》，說自己被召見時，"不敢率然以對“，可是"退而伏念“，還是希望"上殿敷奏“，以便"披腹心“，"當天心“。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，"勾當三班院“。
告老還鄉(xiāng)
　　元豐四年（1081），有詔書說："曾鞏史學見稱士類，宜典五朝史事。"于是便"以為史館修撰，管勾編修院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“。史稱"近世修國史，必眾選文學之士，以大臣監(jiān)總，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“，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："此大事，非臣所敢當。"并有《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》，表示謙讓。
　　元豐五年（1082）四月，擢拜中書舍人。這時曾鞏又有《辭中書舍人狀》，述說自己"齒發(fā)已衰，心志昏塞“，希望另選賢能。還有《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》，表示謙退。但這年九月，曾鞏即遭母喪，因而罷職。
　　元豐六年（1083）四月，曾鞏卒于江寧府（今江蘇南京），終年65歲。著作有《元豐類稿》等。
主要成就
散文
　　曾鞏散文成就很高，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，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。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，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(chuàng)作上的主張，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后文的。但比韓愈、歐陽修更著重于道。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后文，文道結(jié)合，主張“文以明道”。其文風則源于六經(jīng)又集司馬遷、韓愈兩家之長，古雅本正，溫厚典雅，章法嚴謹，長于說理，為時人及后輩所師范�！端问贰ぴ�鞏傳》評論其文“立言于歐陽修、王安石間，紆徐而不煩，簡奧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謂難矣�！薄Ｍ醢彩�說：“曾子文章眾無有，水之江漢星之斗”。蘇軾認為：“曾子獨超軼，孤芳陋群妍”。蘇轍則用“儒術(shù)遠追齊稷下，文詞近比漢京西”來概括曾鞏的學術(shù)成就。朱熹也推崇他“予讀曾氏書，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，何世之知公淺也�！逼渥h論性散文剖析微言，闡明異議；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，翔實而有情致，對后世創(chuàng)作影響極大，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范。曾鞏為文，自然淳樸，而不甚講究文采。在八大家中，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。
詩歌
　　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，但亦能詩�，F(xiàn)存詩400余首，大都寫得比較質(zhì)樸，雄渾超逸，含義深刻，略似其文。元代劉塤認為曾鞏“平生深于經(jīng)術(shù)，得其理趣；而流連光景，吟風弄月，非其好也。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，而比與興寡，先生之詩亦然”（《隱居通議》卷七），道出了他詩歌藝術(shù)的主要特征。但他并非只善賦體，也有一些詩長于比興，形象鮮明，頗得唐人神韻。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，精深，工密，頗有風致。如《西樓》、《城南》、《詠柳》等，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。就“八大家”而論，他的詩不如韓、柳、歐、王與蘇軾，卻勝于蘇洵、蘇轍。但為文所掩，不受重視。詞僅存《賞南枝》一首。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，在國外發(fā)行。
　　曾鞏的學術(shù)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。降及南宋，盛譽不衰。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。呂祖謙編選《古文關(guān)鍵》時，只取曾鞏，不取王安石，可見當時風尚。元末明初朱右編選《八先生文集》，開始將曾鞏與韓、柳、歐、王及三蘇并列。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、唐順之、茅坤、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。茅坤編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，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，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，以及劉大櫆、姚鼐等，將歐陽修、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，從學曾入手學歐文。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。從宋到清，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，但不是主流。
　　曾鞏強調(diào)六經(jīng)為本源，借圣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，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(shù)風格。無論敘事、議論都沖和平淡、委曲周詳。布局完整嚴謹，節(jié)奏舒緩不迫，語言干凈，思致明晰。文章平易理醇，且其開闔、承轉(zhuǎn)、起伏、回環(huán)都有一定的法度，顯得規(guī)矩嚴密，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學習。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，學“古文”多由模仿曾文入手，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。
　　曾鞏一生用功讀書，家里藏書二萬余卷，他一一加以�？�，至老不倦。收集古今篆刻500卷，編為《金石錄》。所著文集《元豐類稿》50卷現(xiàn)存于世，有《四部叢刊》影元本。曾編校過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列女傳》，整理過《戰(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，另有《續(xù)稿》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，宋后亡佚。
　　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，培養(yǎng)人才，在撫州居所側(cè)建有“興魯書院”，并親自定學規(guī)、執(zhí)教席，推動撫州學風。在南豐“子固公園”，有曾鞏幼時讀書處──讀書巖、曾文定公祠、仰風亭、思賢堂，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(nèi)。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，也是后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。
　　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。自鞏之祖父致堯于太平興國八年（983）舉進士起，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。進士中，致堯輩7人，其子易占輩6人，其孫鞏輩6人。此外，鞏之妹婿王安國、王補之、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。披閱《建昌府志》、《南豐縣志》及諸曾著作如鞏之《元豐類稿》，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、文化積淀與苦學精神所震驚。曾鞏進士同年蘇軾、蘇轍贈詩稱：“儒術(shù)遠追齊稷下，文詞近比漢京西”，非虛言也。
應用文
　　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，有《元豐類稿》和《隆平集》傳世，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，他的興趣主要在于史傳、策論一類的應用文。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，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。對他有關(guān)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(jié)，對現(xiàn)代應用文的發(fā)展不無指導意義。
　　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。他在《辭中書舍人狀》中論述應用文的歷史發(fā)展時，斷定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。在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時代。君主一方面創(chuàng)新政事，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，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，一定要有詔、號、令、命一類的應用文詔告天下，傳達君主的意圖。于是君主挑選聰明、才能出眾、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，使君主的意圖傳布暢達，施行於天下，傳於后世，這樣就產(chǎn)生了應用文，以作為教化治理的工具。“竊以唐虞三代之君，興造政事，爵德官能之際，所以播告天下，訓齊百工，必有詔號令命之文，達其施為建立之意。皆擇當世聰明雋逸、工於言語文學之臣，使之散揚演暢，被於簡冊。以行之四方，垂之萬世，理化所出，其具在此�！�(《辭中書舍人狀》)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是他根據(jù)有圣君就有應用文推斷出來的。因為圣君要治理國家，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，唯一的途徑就是借“能言之士”通過文字傳達，應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�！鄙w圣君難諭之情，將欲施於號令，得當世能言之士，然后是於文辭”(《謝中書舍人表》最早的應用文見於甲骨卜辭，是現(xiàn)今通行的說法，曾鞏認為應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辭。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。其一，符合應用文為應用而產(chǎn)生的實際；其二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，據(jù)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，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。（節(jié)選自《應用寫作》學術(shù)月刊1995年第1期《曾鞏應用文論》）
主要著作
　　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，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，強調(diào)“仁”和“致誠”，認為只要按照“中庸之道”虛心自省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。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，主張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和廣開言路。他在任地方官時，總是以“仁”為懷，“除其奸強，而振其弛壞；去其疾苦，而撫其善良”(《齊州雜詩序》)。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，因此，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。他認為法愈密，則弊愈多。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，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，提出“法者，所以適變也，不必盡同；道者，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”(《戰(zhàn)國策目錄序》)的觀點。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，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。在行動上，他能夠維護新法，在齊州為官時，能力行保甲之法，使州人安居樂業(yè)。 曾鞏的散文創(chuàng)作成就很高，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。他師承司馬遷、韓愈和歐陽修，主張“文以明道”，把歐陽修的“事信、言文”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。他在《南齊書目錄序》中說：“古之所謂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�！彼麖娬{(diào)只有“蓄道德能文章者”，才足以發(fā)難顯之情，寫“明道”之文。他的散文大都是“明道”之作，文風以“古雅、平正、沖和”見稱。《宋史》本傳說他“立言于歐陽修、王安石間，紆徐而不煩，簡奧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”。他的議論性散文，剖析微言，闡明疑義，卓然自立，分析辨難，不露鋒芒�！短普摗肪褪瞧渲械拇�表作，援古事以證辯，論得失而重理，語言婉曲流暢，節(jié)奏舒緩不迫，可與歐陽修的《朋黨論》媲美。他的記敘性散文，記事翔實而有情致，論理切題而又生動。著名的《墨池記》和《越州趙公救災記》熔記事、議論、抒情于一爐，深刻有力，通情達理。他的書、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�！都臍W陽舍人書》和《上福州執(zhí)政書》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。敘事委婉深沉，語言簡潔凝練，結(jié)構(gòu)十分嚴謹�！稇�(zhàn)國策目錄序》論辯人理，氣勢磅礴，極為時人所推崇。當西昆體盛行時，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，一揖雕琢堆砌之風，專趨平易自然。王安石曾贊嘆說：“曾子文章世稀有，水之江漢星之斗�！�(《贈曾子固》)。蘇軾也說：“醉翁門下士，雜從難為賢；曾子獨超軼，孤芳陋群妍”。 曾鞏也擅長寫詩，有400余首傳世。其詩或雄渾瑰偉，或委婉超逸，無不含義深刻，妙趣橫生�！镀茸狻访枥L了“今歲九夏旱，赤日萬里灼”，“計雖賣強壯，勢不旭弱”的慘狀，發(fā)出“暴吏體宜除，浮費義可削”的呼聲，與王安石的《兼并》詩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絕句《西樓》、《城南》，清新雋永，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。他的詠物詩多數(shù)富有新意，如《詠柳》詩：“亂條猶未變初黃，倚得東風勢便狂。解把飛花蒙日月，不知天地有清霜。”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，形象逼真，寓意深刻，別開生面。曾鞏的詩作，格調(diào)超逸，字句清新，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，又為其文名所掩，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。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、編校史書，也很有成就�！稇�(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李太白集》和《陳書》等都曾經(jīng)過他的�？薄！稇�(zhàn)國策》和《說苑》兩書，多虧他訪求采錄，才免于散失。他每校一書，必撰序文，借以“辨章學術(shù)，考鏡源流”。曾鞏好藏書，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；收集篆刻500卷，名為《金石錄》。曾鞏治學嚴謹，每力學以求之，深思以索之，使知其要，識其微，故能“上下馳騁，愈出而愈工”。其弟曾肇，說他的文章“一落紙，為人傳去，不旬月而周天下，學士大夫手抄口誦，惟恐得之晚也”(曾肇《亡兄行狀》，見《元豐類稿》卷末)。曾鞏培養(yǎng)了一批名儒，陳師道、王無咎、曾肇和曾布受業(yè)于他�！端卧獙W案》云：“陳無己(師道)好學苦志．以文謁曾子固，子固為點去百十字，文約而義意加備，無己大服。” 曾鞏的文章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。南宋朱熹“愛其詞嚴而理正，居嘗誦習”。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、唐順之、茅坤、歸有光，清代的桐城派方苞、劉大槐、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。《明史·王慎中傳》載：“慎中為文，初主秦漢，謂東京之下無可取，已司歐、曾作文之法，乃盡焚舊作，一意師仿，尤得力于曾鞏；順之初不服，久亦變而從之�！� 曾鞏一生著述豐富，有《元豐類稿》50卷、《續(xù)元豐類稿》 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流行于世。另外，他還著有《衛(wèi)道錄》、《大學稽中傳》、《禮經(jīng)類編》、《雜職》、《宋朝政要策》、《詩經(jīng)教考》等等。宋朝南渡后，《續(xù)稿》、《外集》散佚不傳，今僅存《元豐類稿》 50卷。又世傳《隆平集》30卷舊題曾鞏撰，前人考訂系出于偽托。
校藏書籍
　　一生整理古籍、編校史書，也很有成就�！读信畟鳌贰ⅰ独钐�白集》和《陳書》等都曾經(jīng)過他的�？薄Ｈ温氂谑佛^時，埋頭整理《戰(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兩書，多虧他訪求采錄，才免于散失。他每校一書，必撰序文，借以“辨章學術(shù)，鏡考源流”。并校訂《南齊書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三史。在編校古書時所作的目錄序，如《戰(zhàn)國策·目錄序》、《烈女傳·目錄序》、《新序·目錄序》等，為人所稱道。清代學者方苞論其“南豐之文，長于道古，故序古書尤佳�！贝祟悤�跋，風格上模仿劉向、劉歆，寫得醇實簡潔，能從簡馭繁。所作散文含蓄典重，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極嗜藏書，從政之便，廣覽博收。周密《齊東野語》記其“藏書之富，曾南豐及李氏山房皆一、二萬卷，其后厄于兵火”。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；收集篆刻五百卷，名為《金石錄》。著作有《元豐類稿》、《續(xù)元豐類稿》、《隆平集》、《外集》等。其弟曾肇（1046～1108），字子開，官吏部侍郎。與其志趣相同，平居亦無所嗜，唯藏書萬余卷，手自校讎。著述有《曲阜集》、《奏議》。
作品介紹
先道而后文
　　曾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。他在當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。他的成就雖然不及韓、柳、歐、蘇，但有相當?shù)挠绊憽?br />　　曾鞏為文主張是接近歐陽修的。先道而后文，但比歐陽修更側(cè)重于道。在《答李沿書》里他說：辱示書及所為文，……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，信如是，是足下之有志乎道，而予之所愛且畏者也。末曰其發(fā)憤而為詞章，則自謂淺俗而不明，不若其始思之銳也。乃欲以是質(zhì)乎予。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，欲至乎道也；而所質(zhì)者，則辭也。無乃務其淺、忘其深，當急者反徐之歟？夫道之大歸非他，欲其得諸心，充諸身，擴而被之天下國家而已，非汲汲乎辭也。其所以不已乎辭者，非得已也。孟子曰："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"此其所以為孟子也。
　　此外，在《與王向書》、《回傅權(quán)書》中也有類似的見解。先道德而后辭章，這是曾鞏的一貫主張。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，曾鞏的文章同韓、柳、歐、蘇各家相比，便顯得質(zhì)樸少文。韓、歐諸公雖也說過先道后文一類的話，但他們畢竟還是重視文采，曾鞏則不很講求文采。
自然淳樸
　　當然，曾鞏雖然不講文采，而文章卻寫得自然淳樸，自成一家。這是曾鞏文章的特色。這特色體現(xiàn)在幾個不同的方面。首先是論事之文寫得紆余委備，委婉曲折，與歐陽修近似。其次，曾鞏文章雖質(zhì)樸少文，然亦時有搖曳之姿，縱橫開合，有如韓愈。贈序之文，尤有特點。例如《贈黎安二生序》一開始說：蘇軾"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，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，既而黎生攜其文數(shù)十萬言，安生攜其文亦數(shù)千言，辱以顧予“。然后說，讀了他們的文章，認為："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，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。"再說下去，便說到黎生將行，求曾鞏贈言，以"解惑于里人“。于是曾鞏乃大發(fā)議論如下：予聞之自顧而笑。夫世之迂闊，孰有甚于予乎？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，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，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？今生之迂，特以文不近俗，迂之小者耳，患為笑于里之人；若予之迂大矣，使生持吾言而[歸]，且重得罪，庸詎止于笑乎？然則若予之于生將何言哉？謂予之迂為善，則其患若此；謂為不善，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，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。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，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。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。像這樣的筆墨雖然不及韓愈的贈序那樣縱橫變化，故作姿態(tài)；卻也寫得曲折盡意，很有波瀾。而且語出自然，無造作之跡，這一點又近似歐陽修。再有，曾鞏的文章又是善于記敘的，其特點是條理分明，無不達之意。例如《越州趙公救災記》，寫知越州的趙公"前民之未饑，為書問屬縣"云：災所被者幾鄉(xiāng)？民能自食者有幾？當廩于官者幾人？溝防構(gòu)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？庫錢倉粟可發(fā)者幾何？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？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？使各書以對，而謹其備。還有，曾鞏為文，一般說來，是長于記敘、不多寫景的，例如《醒心亭記》、《游山記》等，幾乎不寫景物。但有的文章也極刻畫之工，如《道山亭記》即是一例：其路在閩者，陸出則厄于兩山之間，山相屬，無間斷，累數(shù)驛乃一得平地。小為縣，大為州，然其四顧亦山也。其途或逆坂如緣絙，或垂崖如一發(fā)，或側(cè)徑鉤出于不測之溪。土皆石芒峭發(fā)，擇然后可投步。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(cè)足然后能進，非其土人，罕不躓也。其溪行，則水皆自高瀉下，石錯出其間，如林立，如士騎滿野，千里上下，不見首尾。水行其隙間，或衡縮蟉糅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狀若蚓結(jié)，若蟲鏤，其旋若輪，其激若矢。舟溯沿者，投便利，失豪分，輒破漏。雖其土長川居之人，非生而習水勢者，不敢以舟楫自任也。其水陸之險如此。這段文字是寫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險的，形容刻畫，可謂精工。同柳宗元山水諸記相比，自有特色。 由此看來，曾鞏為文雖少景物描寫，卻并非不能，而是不為。偶一為之，也能臻于極妙之境。
　　此外，曾鞏還有一些論及學術(shù)、藝術(shù)的文章，例如《戰(zhàn)國策目錄序》、《宜黃縣學記》、《墨池記》等，縱論古今，更多學者氣息。
簡奧而不晦
　　《宋史》本傳論及曾鞏的文章："曾鞏立言于歐陽修、王安石間，紆徐而不煩，簡奧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，可謂難矣。"這一評語，比較切合曾鞏文章的實際。"紆徐簡奧“，概括了主要特點。
　　曾鞏生前與身后，都不曾以詩見稱。但他一生作詩也并不少。而且有些詩中還抒發(fā)了不見于文的思想和情感。在文章里，曾鞏不像歐陽修那樣指陳時弊，而在詩中卻有所涉及。例如《胡使》詩云：南粟鱗鱗多送北，北兵林林長備胡。胡使一來大梁下，塞頭彎弓士如無。折沖素恃將與相，大策合副艱難須。還來里閭索窮骨，斗食尺衣皆北輸。中原相觀雙失色，胡騎日肥妖氣粗。九州四海盡帝有，何不用胡藩北隅？
　　這樣的言語，在曾鞏的論政之文中不曾有過。"斗食尺衣皆北輸“，"胡騎日肥妖氣粗“，這是對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盜糧的茍安政策的生動概括。剝奪百姓的衣食，養(yǎng)肥入侵的軍馬。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，曾鞏循循儒者，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。
　　曾鞏還有《追租》一詩，其中有句云："赤日萬里灼“，"禾黍死磽確“。"饑羸乞分寸，斯須死笞縛“。"公卿飽天祿“，"每肆誅求虐“。這是說天旱民饑，而官方不恤。曾鞏在這里頗有為民請命之意。最后說："試起望遺村，霾風振墟落“，面對民間疾苦，曾鞏是無能為力的。
　　曾鞏一生，歷任地方官職，鞠躬盡瘁，似乎沒有什么抱怨。幾次上書，皆以侍親為言。但在詩中，有時也微露不滿。例如《東軒小飲呈坐中》云：二年委質(zhì)系官次，一日偷眼看青山。念隨薄祿閑垂首，似見故人羞滿顏。及門幸得二三友，把酒能共頃刻間。海魚腥咸聊復進，野果酸澀誰能刪。談劇清風生塵柄，氣酣落日解帶镮。瑰材壯志皆可喜，自笑我拙何由攀。高情坐使鄙吝去，病體頓覺神明還。簡書皇皇奔走地，管庫碌碌塵埃間。功名難合若捕影，日月遽易如循環(huán)。不如飲酒不知厭，欲罷更起相牽扳。
　　又如《人情》詩云：人情當面蔽山丘，誰可論心向白頭！天祿閣非真學士，玉麟符是假諸侯。詩書落落成孤論，耕釣依依憶舊游。早晚抽簪江海去，笑將風月上扁舟。
　　在這樣一些詩里，曾鞏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。曾鞏不是詩人，但在詩里卻更體現(xiàn)了他的"全人“�？偟目磥�，曾鞏一生，政治表現(xiàn)不甚突出。《宋史》本傳說“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�！�
　　綜觀曾鞏一生，歷任州郡官吏十幾年，在京師作官的時間不多。從他的一些政論文章看，如《唐論》、《書魏鄭公傳后》、《熙寧轉(zhuǎn)對疏》、《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》、《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》等，并沒有突出的政治見解。其主要觀點是泛稱三代之制，稱贊后周和唐初的貞觀之治，而對于宋代的政治卻沒有多少條陳和建議，與范、歐諸公不同。他在《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》中對于宋朝的現(xiàn)狀還是相當稱贊的。他說：
　　蓋遠莫懿于三代，近莫盛于漢唐，然或四三年，或一二世，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。豈有若今五世六圣、百有二十余年，自通邑大都，至于荒陬海聚，無變?nèi)輨由�之慮萌于其心，無援桴擊柝之戒接于耳目。臣故曰：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。
　　又說：
　　今陛下履祖宗之基，廣太平之祚，而世世治安，三代所不及，則宋興以來，全盛之時，實在今日。 由此可見，曾鞏對于當時的政治不僅沒有任何不滿，而且推崇備至，當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見。
　　在這以前，熙寧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參知政事，推行新法，當時曾鞏出守越州，其后轉(zhuǎn)徙六郡，在外十二年。對于熙寧新法，也沒有發(fā)表過具體意見。只是在《過介甫歸偶成》詩中說過："心交謂無嫌，忠告期有補，直道詎非難，盡言竟多迕。知者尚復然，悠悠誰可語。"觀此，則兩人過去言談之間，可能有過意見分歧。還有，其《與介甫第二書》也說："比辱書，以謂時時小有案舉，而謗議已紛然矣。足下無怪其如此也。"又說："謗怒之來，誠有以召之，故曰：足下無怪其如此也。雖然，致此者豈有他哉？思之不審而已矣。"由此看來，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。
　　總的看來，曾鞏一生，政治表現(xiàn)不甚突出。《宋史》本傳說"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，政事不如文章“。這話可能有些根據(jù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