頷聯(lián)用了兩個典故。東漢初涼州牧竇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討西北軍閥隗囂，便整頓兵馬，上疏請示出師伐囂日期。這里用來指劉從諫上表聲討宦官。東晉陶侃任荊州刺史時，蘇峻叛亂，京城建康危險。侃被討蘇諸軍推為盟主，領兵直抵石頭城下，斬蘇峻。這里用來表達對劉從諫進軍平亂的期望。一聯(lián)中迭用兩件性質(zhì)相類的事，同指一人，本來極易流于堆垛重沓，但由于作者在運用時各有意義上的側(cè)重（分別切上表與進軍），角度又不相同（一切已然之事，一切未然之事），再加上在出句與對句中用“已”“宜”兩個虛字銜連相應，這就不僅切合劉從諫雖上表聲言“清君側(cè)”，卻并未付諸行動的情況，而且將作者對劉既有所贊嘆、又有所不滿，既有所希望、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復雜感情準確而細密地表現(xiàn)出來。不說“將次”，而說“宜次”，正透露出作者對劉的“誓以死清君側(cè)”的聲言并不抱過于樂觀的看法。“宜”字中有鼓勵、有敦促，也隱含著輕微的批評和譴責。
　　頸聯(lián)中用了兩個比喻�！膀札埑钍�水”，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，失去權(quán)力和自由�！苞楒琅c高秋”，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將奮起反擊宦官。（《左傳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見無禮于其君者，誅之，如鷹隼之逐鳥雀也�！柄楒乐�喻用其意。）前者，是根本不應出現(xiàn)的，然而卻是已成的事實，所以用“豈有”表達強烈的義憤，和對這種局面的不能容忍；后者，是在“蛟龍失水”的情況下理應出現(xiàn)卻竟未出現(xiàn)的局面，所以用“更無（根本沒有）”表達深切的憂恨和強烈的失望。與上面的“須共”“宜次”聯(lián)系起來，還不難體味出其中隱含著對徒有空言而無實際行動、能為“鷹隼”而竟未為“鷹隼”者的不滿與失望。
　　末聯(lián)緊承第六句。正因為“更無鷹隼與高秋”，眼下的京城仍然晝夜人號鬼哭，一片悲慘恐怖氣氛�！霸缤硇顷P(guān)雪涕收？”兩句所表達的是對國家命運憂急如焚的感情。
　　用“有感”作為政治抒情詩的題目，創(chuàng)自杜甫。李商隱這首詩，不但承繼了杜甫關(guān)注國家命運的精神和以律體反映時事、抒寫政治感慨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而且在風格的沉郁頓挫、用事的嚴密精切乃至虛字的錘煉照應等方面，都刻意描摹杜律。詩的風格，酷似杜甫的《諸將五首》；它的立意，可能也受到“獨使至尊憂社稷，諸君何以答升平”這兩句詩的啟發(fā)。但比起他后期學杜的律詩（如《籌筆驛》《二月二日》等），他前期的這類作品就不免顯得精嚴厚重有余而縱橫變化不夠。
創(chuàng)作背景
　　此詩作于開成元年（836年）。大和九年（835年）十一月，宰相李訓、鳳翔節(jié)度使鄭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謀誅滅宦官。事敗，李、鄭先后被殺，連未曾預謀的宰相王涯、賈餗、舒元輿等也遭族滅，同時株連者千余人，造成“流血千門，僵尸萬計”的慘劇，史稱“甘露之變”。事變后，宦官氣焰更加囂張，“迫脅天子，下視宰相，陵暴朝士如草芥”（《通鑒》）。開成元年（836年）二、三月，昭義軍節(jié)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，力辯王涯等無辜被殺，指斥宦官“擅領甲兵，恣行剽劫”，表示要“修飾封疆，訓練士卒，內(nèi)為陛下心腹，外為陛下藩垣。如奸臣難制，誓以死清君側(cè)”，并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。一時宦官氣焰稍有收斂。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嚴重弊端，寫了這首詩。